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结合自身经历和研究方向从商业的角度谈对诚信的看法。

　　在商业世界里面，所有的有形的商品，或者是任何的行为都跟两个东西有关，第一叫做交易，第二是成本，在商业世界里面任何的交易都需要有成本。接下来会出现一个问题，诚信在整个交易和成本中间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我们在商业活动中每个人都会碰到的问题。我给大家讲一个很多年以前，20多年前曾经让我困扰过的事情，9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次在浙江温州的村庄采访、调研。温州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现象级的，很穷，有一个反差的特征，在诚信问题上，第一个是这个村里的人都非常的讲诚信，诚信到什么地步？90年、91年村里的张二向张三借两万元，不需要打借条，他一定会还你，十几年里温州人借钱不需要见证、抵押，一定会还，在很长时间里，在当年的温州，在泉州，还有潮汕地区人们都非常讲诚信。为什么去到那个村庄？因为那是最大二手机床的交易市场，90年代，国有企业的厂长、副厂长把机床卖了拉到这个村庄里，隔了三个月、半年，钱还没有打给我，就派一个销售科的科长跑到这个村庄来，说机床给你了，8万元，这个村里的人说买机床的张二死了。死了？给你看一张县里的报纸，就有张二死了。到村庄请你吃好的，最后给你2千元请你回去，成为了全中国最大的一个二手机床的销散地。全中国搞假冒伪劣，大规模的假冒伪劣，都是温州人搞的，他们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自豪，无所谓。我到一个村庄，中国最大的做皮带的，当年很有名的金利来，用硬纸板材料做假的，正常的皮带大概100元，他卖多少？10元。

　　看到这些行为，温州人是讲信用的还是不讲信用的？敢欺骗天下人，却不敢欺骗同村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想了很多年，这跟好人、坏人没有关系，这跟成本有关系，跟交易过程当中的成本有关系。张二向张三借钱为什么不敢不还？如果不还的话意味着今生今世借不到一分钱了，更可怕的是兄弟姐妹都借不到钱了，更可怕的是他的儿子也借不到钱了，在90年代初这个地方的民间交易、资金交易不需要用法律的签约来组织的话，那这个地方的宗族社会很强。温州这个地方，宗族社会色彩非常的强烈，地方方言很难懂，他们用语言，用非常难懂的语言建立了宗族群体，信用交易成本是零。温州人炒房很厉害，因为他们的融资成本非常低，中国长期以来资金被国家控制，国有企业不给私营企业贷款，私营企业只有从民间借，所以民间信贷最为繁荣的地方你不敢违约，不是人好人坏，因为违约成本太高了。为什么敢欺骗全天下人呢？他欺骗一个东北的第二机床厂的厂长，是没有成本的，就不打算再给你见面了，然后法律的成本是零，所以那个村庄是登讣告频率最高的。你想在一个非常贫穷的时代，人都是趋利的，这是当代中国对诚信的观点，在商业社会当中你的交易成本，和你的信用成本是有巨大的关联度。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带信用卡，吃完饭之后要付钱，拿菜单签字就可以了，不需要按密码的吗？美国不需要按密码，我就问美国的朋友，签了字，美国人讲如果你吴晓波敢在一个饭店里面吃10美金的餐，签了别的名字，你个人的征信系统里面就有污点，你贷款就很困难，银行信用记录就差，你买房、买车、就业都很麻烦，整个信用记录都很麻烦。到今天为止中国这么多人，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信用记录。不是美国人他的道德水平比我们高，而是他的违反信用的成本比我们高很多。这是我在商业层面上对信用的理解。

　　在企业家层面，现在仍然面临这个问题，如果今天我们回到温州的嚣张的全国最大的二手机床市场来看，那个地方一定没有成为非常发达的商业城市，所有赚的钱都为炒股团，炒房团所用。

　　我20多年来一直做的工作就是看企业，2005年的时候我写了第二本书，到天津采访一个企业家，这个企业家是2004年中国企业界里面最大的失败者，那个人倒得最惨烈，中国排在第一位的房地产销售老板，2004年营业额超过100亿人民币，他在某一个时间点超过万科，叫做孙宏斌，这个人是清华大学土木系研究生毕业，开始到联想工作，然后跟柳传志闹翻了。后来搞房地产，中国有一个招投标挂制度，这种土地招拍挂以后，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他跑到石家庄去，跑到苏州，跑到南京、郑州等很多地方，把土地拿下来，然后6个月建下房子，然后卖出去，把资金杠杆拉得很高，三年之内成为最大的房地产公司。2004年国家整顿房地产过热现象，一限贷，整个资金链断裂了，他就把公司卖给香港公司，成为2004年最大的失败者。我去采访他，找到了天津市的副市长，房管所的人，采访了天津日报的主任，采访了副总，最终我说要采访孙宏斌，孙宏斌同意了。我记得当年办公是在天津奥林匹克公园的一个楼里面，出来的是他的大学同学，他说不想见你，你问的问题我都可以回答你。我说这个人在这一轮宏观调控当中被击倒了，但是没有出局，为什么我写了这样的话？我在天津做所有的调研，我发现一个事实，虽然他这个企业不见了，卖给香港人了，但是我采访天津市官员的时候，官员说这样人不错；我采访银行的时候，他说不错；我采访媒体的时候，他说不错；我采访部下的时候，说离开的时候给了很高的薪酬。他是这一轮的失败者，但是他在天津地区，从政府到媒体，到他的部下，他的信用仍然是保全在那里，当他失去所有的时候，他唯一留下的是信用。我把他写在《大败局》里面，但是我认为他会回来。我写了19个企业，今天只有两个人回来，他们是史玉柱和孙宏斌，孙宏斌重新组建了一家公司，2009年就一个很大的房地产浪潮，他抓住了一个机会，创建了融创，收购了绿地。

　　另外史玉柱，1998年倒下来的，倒下来的时候有一堆人在他门口要钱，他后来做保健品，起来的第一件事在全国的媒体上登广告，说我当年在珠海欠下钱的人，我现在有钱了，我把钱还给你们，他们倒下来了，可以回来，因为他们的信用还在。

　　还有一个施正龙，他是研究太阳能的面板，2010年回到无锡，带了很多的技术回来，无锡给他土地，给他钱，所有的给他配套，他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迅速崛起，他曾经当过中国的首富。施正龙成为无锡招商引资的骄傲，他变成无锡的名片，几年时间里从科学家变成中国首富。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太阳能面板这个行业出现了崩溃式的下滑，这个时候无锡市跟施正龙商量，要救这个企业，结果后来两三年之内施正龙另外做了个公司，把优良资产剥离掉，我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我不管了。现在无锡不愿意谈施正龙，他现在的资产11亿美金，这个人很年轻，50来岁，他在国土上，在华人世界里做不了一笔生意了，为什么？他的信用破产了。

　　在商业世界里面，信用不是一个很虚妄的概念，它很直接，跟交易有关，然后跟成本有关。我们说在中国这个社会里我们要重新建立信用体系，我们当然可以通过思想的方式来不断的启发大家，让大家变成善人，变成有良好的信用意识的人，但是我最关键的一点，我们怎么能够提高一个人违法的成本？怎么提高一个人违背信用的成本，让愿意保持信用的人在商业社会当中得到他应有的回报？我觉得这个更重要。

　　在商业的世界里我们对信用的理解，你是需要建设一个建立在契约精神之上的法治社会，当这样的社会成立的时候，中国的信用观念才会真正的恢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