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武汉地铁运营公司在重点车站和客流高峰展开逃票稽查行动。26日在4号线武昌火车站，晚高峰时段，3小时内就发现了30名逃票者，其中，钻闸机的有21人，冒用老年证的2人，“二合一”贴身过闸机的2人，持各种假证的5人。其中有位老人带着身高约1.4米的小女孩出站。老人刷了卡，和小女孩紧贴着身子出了闸机。执法人员提醒老人，孩子身高超过1.2米就要买票了，请为小伢补一张票。老人说：“孩子我不要了，就留这吧！”说完头也不回就走。（7月27日荆楚网）

　　这么短时间内查到这么多人逃票，可见当地的逃票现象确实很严重。逃票已然不该，被抓后竟然耍赖，更是错得离谱。以这位年约六旬的老人为例，按规定，孩子身高超过1.2米就要买票，他所带的女孩身高约1.4米，当然要买票，可老人不但不替她买票，被稽查人员查到后还两次耍赖，一次是执法人员把老人带到票务中心，老人突然掏出随身携带的手机称：“我没有钱补票，手机给你们行了吧？”第二次见上述新闻由头。

　　有这样耍赖的吗？这也太过分了吧。这女孩也许是他孙女，也许是外孙女，他当然不会不要，他之所以耍赖是看准了执法人员不敢对他怎么样，最终服软的不是他，而是对方。果然，面对这位耍赖皮的老人，执法人员没要他补票，最后只好把小孩交给老人，对老人口头教育后放行。结果是逃票的耍赖老人获胜，执法人员仅仅赢得了嘴皮官司，这么一来，就难保老人不会再次逃票，再次耍赖。

　　明白了吗？某些国人的逃票和耍赖陋习就是这么被惯出来的。

　　行文至此，我必须插叙一桩今年春节在日本遭遇的亲身经历。初二那天，我们一家四口从奈良乘火车回大阪，出站时儿子发现他的火车票丢了，他走到守在验票口的一位年长的工作人员面前，用英语向他解释道，我们四人都买了车票，自己不小心弄丢了一张，怎么办？对方笑笑，做出一个放行的手势。老人的善意和信任长久地温暖着我们。

　　当时我想，这样的事要是发生在国内会怎么样？补票是免不了的，弄不好还要被数落一番，至少会“收获”一个白眼。那么，这位老者怎么就轻易地听信了一个中国小伙子的话了呢？原因无他，就因为日本的信用体系非常健全和完善，无论是谁，一旦说假话，逃票，不守信，就会纳入信用体系，不但被人瞧不起，而且还会失去合作伙伴，处处受制，故日本人不会因小失大，做出失信于人的傻事。这位老者就像相信日本青年不会冒失信的风险逃票那样相信中国青年也是讲诚信的。

　《论语·为政》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在国外许多国家，早已将逃票与公民的诚信记录联系在一起，这或许是许多先进国家公共交通系统逃票甚少的原因之一。可见古往今来讲求信用是为人立世之本。倘若我国地铁逃票也有如此严重的后果，相信没有这么多人敢群起模仿之。

　　“弃孩逃票”，呼唤地铁失信惩戒机制。当逃票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就需要加大违规成本来加以规范，纳入诚信记录便是一个有效举措。武汉地铁不妨借鉴国内外先进管理经验，研究出台逃票信用制度，让逃票者不仅付出经济代价，还要拿信用为其买单。莫以逃票而为之，莫以“守信”而不为。“守信受益、失信惩戒”的地铁管理机制，加大逃票的违规成本，将强烈遏止失信者在信贷、个人消费等方面的“逃票机率”，倡导守法崇德的良好风尚，必将大大增强整个社会的法治建设和道德自觉，真正做到将信用化为打击逃票、鞭挞“无信”的巨大力量。

　　去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所做的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上述新闻表明，必须加快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制定个人征信法规，完善征信业务指导。尤其是要加快建立失信惩戒机制，加大失信的社会经济成本。严厉的惩戒机制不但会增强失信者的道德压力，还会加大失信者的社会经济成本，最终会让他失去在这片土地上的立足之地。

　　对付逃票者和耍赖者，单靠教育和罚款解决不了问题，关键在于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加快建立失信惩戒机制，让失信者付出“逃票一次，终身受累”的代价，如此才能长记性，改掉失信陋习，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合格居民。